中文·百廿特辑丨斯人在兹，斯文在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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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斯人在兹，所以斯文在兹。今天的这期百廿特辑，我们选取了对中文系十二位先生的记述，在字里行间，与大家一同领略先生们的治学风采、为师之道和文人风骨。

鲁迅先生

1920至1926年间，于北大中文系执教。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，，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。

在北平各大学，先生所教的，是他有特殊研究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及先生所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……甚至在北大，每次遇到先生讲课时，连校外人都有许多去听讲。讲义不够是小事，校外人将课堂常常坐满，而选先生课的学生，反无座位可坐，亦是常常有的事。而学校其他学院或其他学系的学生，有时来了找不到座位，找不下站位，坐在窗台上，又是常常有的事。先生对于青年的感召，可见一斑了。

记得先生上课时，一进门，声音立刻寂静了，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，先是一阵微笑，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，马上开始讲起来，滔滔如瀑布，每一个问题的起源，经过，及先生个人对此的特殊意见。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，讲不到二十分钟，总会听见一次轰笑，先生有时笑，有时并不笑，仍在继续往下讲。曾忆有一次，在北大讲《苦闷的象征》时，书中举了一个阿那托尔法郎斯（即阿纳托尔·法郎士）所作的《泰倚思》（今多译作《黛丝》）的例，先生便将《泰倚思》的故事人物先叙述出来，然后再给以公正的批判，而后再回到讲义上举例的原因。时间虽然长些（先生授课，两小时排在一起连讲两个钟头，中间不下堂），而听的人，却像入了魔一般。随着先生的语句、思想，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。要不是先生为疏散听者的脑筋，突然讲出幽默话来，使大家轰然一笑，恐怕听的人，会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的。

——《在民国遇见鲁迅》

刘半农先生

1925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，讲授语音学。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，文学家、语言学家和教育家。

他（刘半农）最初参加《新青年》，出力奋斗，顶重要的是和钱玄同合唱“双簧”，由玄同扮作旧派文人，化名王敬轩，写信抗议，半农主持答复，痛加反击，这些都做得有些幼稚，在当时却是很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的。他不曾与闻《每周评论》，在“五四”时，胡主持高等学校教职合会事务，后来归国加入《语丝》，作文十分勇健，最能吓破绅士派的苦胆……我总结他的好处共有两点；其一是他的真，他不装假，肯说话，不投机，不怕骂，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，对什么人都无恶意。其二是他的杂学，他的专门是语音学，但他的兴趣很广博，文学美术他都喜欢，做诗，写字，照相，搜书，谈文法，谈音乐，有人或者嫌他杂，我觉得这正是好处，方面广，理解多，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。

——周作人《卯字号的名人》

林庚先生

1934年起在北大兼课，讲授中国文学史；1952任北大中文系教授。现代诗人、古代文学学者、文学史家。

林庚先生的过人之处究竟何在？就在于他的诗歌、学问与人格的统一，诗歌魅力、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的交融。他为人清高，艺术趣味高雅，学风既严谨又灵活，有一股朴茂纯真的灵气贯注于其诗其学其人之间。林庚先生享年96岁，桃李满天下，直至晚年仍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气与活力。诗人的气质，学者的胸襟，二者在林庚先生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。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，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追求，二者在林庚先生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。他是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史、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，有了他，这段文学史、学术史和教育史，才显得完整。

林庚先生的生命就是一首诗，他的生命之消失也是一首诗。他离去得那么从容，没有痛苦，只有潇洒。如果说有一点遗憾的话，也只是想再看一次月圆，而没有看到。他仿佛是为诗而生的，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而生的。他的一生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一个境地，那就是青春、理想和美。我们都为物欲横流、精神苍白的某些现状而痛心，我还为缺少理想主义、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而遗憾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更觉得我们的老师林庚先生之可贵。

——《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》袁行霈

游国恩先生

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，1946年开始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，著名楚辞学专家。

先生做学问平正通达，着眼于比较有意义的问题，而不在琐屑的问题上钻牛角尖;进行推论和作出结论都实事求是，合情合理，因此能够“持论公允”、“平理若衡"。他著述态度严谨，下结论极其慎重;认为只有在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才能让一部书出版，只有这样自己心里才踏实，才对得起读者。他认为出一部书要使之长久对人们有利，成为“寿世之作”。他说做学问最忌追名逐利，认为种种弊端都是由此而来。他鄙视有些人看风向、赶浪潮，抢时间发表文章和出书;他反对轻下结论;反对故意标新立异，以图哗众取宠;也反对投机取巧，企图“走捷径”，而相信“实至名归”、“功到自然成”。

——游宝谅《回忆父亲游国恩先生》

“文革”末期，老师找不着几个陪着聊点学术而又不去瞎汇报的，偏巧我是个“杂学”，能顺着老师的思路，似懂非懂地搭上几句。我又不在中文系，与他们不搭钩：老师有点喜欢我了，有时还让我到北大图书馆去借书。山荆是北大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的管理员，我收近水楼台之便。老师最讲规矩，每次借书，都让我拿着他的借书证：我说不必，用山荆和我这两个老学生的证就行，而他说要按规章制度办，你说我是你的老师，老师就要处处给学生作样子。这话对我触动极大，后来我面对自己的学生，就时时想到要做出样子来。

—白化文《游泽承(国恩)先生<中国文学史>讲义读后》

沈从文先生

1938年，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。著名作家，历史文物研究者。

沈先生教书，但愿学生省点事，不怕自己麻烦。他讲《中国小说史》，有些资料不易找到，他就自己抄，用夺金标毛笔，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。这种竹纸高一尺，长四尺，并不裁断，抄得了，卷成一卷。上课时分发给学生。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，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。沈先生做事，都是这样，一切自己动手，细心耐烦。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“手工业方式”。他写了那么多作品，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，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。

——汪曾祺《我的老师沈从文》

王力先生

1954年起任北大中文系教授。在汉语语法学、音韵学、词汇学、汉语史、语言学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我觉得，他禀性中正平和，待人亲切和蔼。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，甚至大声说话，疾言厉色，也都没有见过。同他相处，使人如坐春风中。他能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待人，无论是弟子，还是服务人员，他都一视同仁。北大一位年轻的司机告诉我说：有一次，他驱车去接了一先生，适逢他在写字，他请了一先生也给他写一幅，了一先生欣然应之，写完之后 ，还写上某某同志正腕，某某是司机的名字。这一幅珍贵的字条，这位年轻的司机至今还珍重保存。

……多少年来，我曾默默地观察、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了一先生也包括在里面。我觉得，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。他们的待遇并不优厚，他们的生活并不丰足。比起其他国家来，往往是相形见绌。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，被戴上了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，磕磕碰碰，道路并不平坦。在十年浩劫中，更是登峰造极，受到了不公正的冲撞。了一先生也没有能幸免。但是，时过境迁，到了今天，我从知识分子口中没有听到过多少抱怨的言谈。从了一先生口中也没有听到过。他们依然是任劳任怨，勤奋工作，'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'。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做到了'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'，为培养青年学生，振兴祖国学术而拼搏不辍。在这样一些人中，了一先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。如果把这样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，难道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?

——《回忆王力先生》季羡林

王瑶先生

1952年起任北大中文系教授。在中古文学史、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三个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第一次，是1978年我入学不久的师训：“不要急于发文章”。这和今天不一样，现在的体制下，不发表文章就麻烦了。先生说：“钱理群，我知道，你已经39岁了。年纪很大了，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冒出来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但是，我劝你要沉住气。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，叫做‘后发制人’。有的学者很年轻，很快就写出文章，一举成名，但缺乏后劲，起点也就是终点，这是不足效法的。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。你别着急，沉沉稳稳做学问，好好的下工夫，慢慢的出来。一旦出来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有源源不断的后劲。”

第二次，是我研究生毕业，留校当先生助手的1981年，这又是我的人生关键时刻。先生专门找我谈话：“钱理群，你现在留校了，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。因为你在北大，这样，你的机会就会非常多，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头脑要清醒，要能抵挡住诱惑。很多人会约你写稿，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，你自己得想清楚，哪些文章你可以写，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，哪些事可以做，哪些事不可以做。你要心里有数，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，然后牢牢地把握住。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，充分发挥。其他事情要抵挡住，不做或者少做，要学会拒绝。不然的话，在各种诱惑面前，你会晕头转向，看起来什么都做了，什么都得了，名声也很大，但最后算总账，你把最主要的、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，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，那时候就晚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悲剧。”“要拒绝诱惑，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东西。”这大概是王瑶先生对我最有分量的一个嘱咐，我一直到今天，还时时回味先生的这段话，始终坚持遵循先生的这一师训。这大概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的。

——钱理群《王瑶先生的九句话》

林焘先生

195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。研究范围涉及音韵、语音、语音与语法的关系及实验语音学等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燕南园52号，和林先生对我终生的熏陶。林先生平易近人，温和儒雅，已成为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的共识，比如我与燕南园他的家来往近二十年，哪次临走时他都是面带笑容地送出家门，给我一种言之不尽的鼓舞。这是做人方面。治学方面林先生更使我受益无穷，我四年的博士寒窗以及之前的调查请示，之后的继续请教，前文已述，他那语重心长的教导也成了我时时难忘的治学座右铭，比如：“当你写文章时要想到旁边还有一个对手在准备与你辩论。”“写文章要反复想，写完再反复修改，细致深入，不能粗心大意就忙于发表。”这些不仅使我自己终生受益，而且我也把这些治学财富传给我的博士生们。

——赵杰《林焘先生教我为人治学》

乐黛云先生

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, 博士生导师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，乍暖还寒、阴晴不定的时日。我的求学岁月，在彼时的北大，乐先生于我，于我的同学们，是一则“传奇”、一个偶像。那时的北大课堂里突然多了一些新鲜却沧桑的面孔，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情与激情的标识形象。乐老师则不然。当她再次出现在文学课堂上，迸发出的是一份受阻良久、骤然喷发的意气与才情。要很久以后，她传奇般的青年时代，她的落难，她和汤先生间的世纪爱情……才会在学院内外流传。在乐老师的课堂上我曾始料未及地遭遇震撼：听她以尼采哲学的视野读茅盾，“日神精神”与“酒神精神”如此强烈且鲜活地洞穿了茅盾笔下的、或激进或颓废的青年形象；“大革命”时代的“动摇、幻灭、追求”，在西来的光束下，陡然呈现了迥异的色调与意蕴。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，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，你间或遗忘了那泼洒在田间、牛棚、锅炉房、那无望中的23年的光阴。不久后，这位令我们这些年少轻狂、桀骜不驯的学生折服的“新”老师暂且离开了我们的视野；那时，没多少人知道，乐老师是最早接受美方学术邀请、负笈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文学者。及至她与汤先生相携归来之时，她已然成了校园偶像。

……悄然清晰起来的是，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，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。那是大学、人文学科自觉的更生与重建。我可以想见乐老师当时所置身的风云际会之处，所肩负的重压与冲击。她事实上树立并执掌着“比较文学”这面旗帜，至诚、谦和地站在前辈至尊的后面，积聚起那时节无数激情张扬的一代青年学子。一个学科的建立。一个时代的开启。……

时有人问及我的师传，我便回答，野狐禅，谈不到师传。那是实话。但我在人前，在心底，会在最虔诚、最素朴的意义上，称乐先生为老师。不曾有幸入室，习先生学贯中西的渊博，但私心里毕生奉之为精神领袖与导师。面对众人，我会说乐老师是我的“偶像”，但一个老旧的字眼远为真实：那是我生命的“榜样”。

——戴锦华《印象乐黛云先生》

袁行霈先生

1957年北大毕业留校任教，1984年晋升教授，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，著名古典文学专家。

那是我第一次跟袁先生这么近地走在一起，他身材挺拔，步履轻盈，说话轻柔，音色优美……

许多年过去了，如今，袁先生的声望越来越大，但除了书越来越多，其他对于先生来说并没有改变，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，还喜欢坐在原来的沙发上，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大声笑，还一如既往地俊朗着。我从来看不到袁先生的忙乱，尽管他有那么多的事情。他永远那么从容自如，因为他的生活里有诗有画有他的陶渊明研究，这一切带给他精神的满足，让他远离物欲。我惊异于袁先生的唯美和优雅，也尊重袁先生的洁净和超然，所以凡是烦俗之事我一概不敢惊扰先生，只有自己出版了好书或者做了有价值的事情，才敢去先生那里汇报。先生看到我带去的书总是很宽厚地褒扬，有时善意的注视和温暖的鼓励比鞭策和批评还有力量，我在袁先生那里获得的就是这种温润涵养却有立场的力量。

——高秀芹《袁行霈：寄厚味于淡泊》

蒋绍愚先生

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，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汉语史博士生导师。国家级“有突出贡献专家”，国家级教学名师。

首先，我要说明，我不是名人。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，没有什么举世闻名的成就，只是在教学和科研方面，尽自己的能力，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而已。不是名人为什么要应邀写自述呢？一是为了感恩。我感到幸运的是，我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家庭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；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是名校，让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使我有机会亲炙几位语言学大师，得到他们的教诲和提携；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，能出国见世面、开眼界。我要在这里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。二是为了留下一些资料，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，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，经历过不少曲折和坎坷，写下这些遭遇，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。

——蒋绍愚《我的自述》

钱理群先生

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，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班，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，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，鲁迅、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。

我欣赏的老师甚多，但能这样吸引我，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，仅此一位。他汹涌的激情，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，回荡着。他深刻的见解，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，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即使在冬天，他也满头大汗，黑板擦就在眼前，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，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，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。听他的课，我不坐第一排，即便坐第一排，也坐在边上。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。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，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，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。

钱理群的思想，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，辐射出去，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。他的专著出版很晚，但他的鲁迅观，他的周作人观，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，他的现代文学史观，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。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，我先提醒一句，他的书是第二位的，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。“课堂”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。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，内容的精彩与饱满，得到的反响和愉悦，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。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，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，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。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，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，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。他的启蒙不是“最高指示”，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，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。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。

——孔庆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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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编丨中文系微信平台 百廿特辑小组

编辑丨中文系微信平台 张萌

封面丨中文系 周琬琳

供图丨潇潇雨

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